文/董曉梅 朱丹陽   公眾號/復旦商業知識

 

本文選自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與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聯合出品的《管理視野》雜志（雜志訂閱請至文末獲取相關信息）。改寫自論文Far from the Tree? Do Private Entrepreneurs Agglomerate Around Public Sector Incumbents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Organization Science)。改寫者董曉梅為海通證券研究所研究員，朱丹陽為復旦大學博士生。

 

1978 年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拉開了個人創建私營企業的歷史大幕。自此，私營經濟“好風憑借力”再加上其強大的原生力，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蓬勃生長，發展速度之快、發展勢頭之猛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而與此同時，部分國有企業則處境堪憂，有些甚至在艱難中求生存。

 

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經濟轉型中私企慢慢出現并打敗那些效率低下的國企的現象。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私企最開始是從什么樣的環境中孕育而生的？作為在私企大規模出現之前規模和影響力都占主導地位的國企對私企的創建有著怎樣的影響？國企究竟可以促進還是抑制私企的創業孵化呢？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從大型組織的官僚社會化(bureaucratic socialization) 和能力接觸(exposure to capabilities) 兩個角度出發來進行分析。

 

現有大型企業與創業孵化市場機會的出現本身不會帶來新的組織，因為個人創建一個組織需要一系列復雜的技能。盡管政府鼓勵個人創業，并在經濟上給予一定的支持，但也不能保證他們馬上就有完備的創業技能。在中國經濟轉型的情境下，私營企業多年來一直受國有企業的壓制，因此，我們有必要把現有企業看作一個訓練基地來解釋創業孵化的問題。

 

大企業并非創業孵化的好土壤？
 

有些學者認為大型企業并不是創業孵化的有利土壤。原因在于大型企業的官僚社會化會抑制企業家進行獨立和全面的思考。這類企業通常比較狹窄地定義工作崗位，具有相當嚴密的等級和精細的勞動力分配，因此員工基本沒有機會學習到全面的可用于創業的知識。他們傾向于選擇匹配的員工，并通過社會化過程同化他們，反對他們有主動創造性。而且，員工基本和外部人員如顧客、供應商和資源提供者沒有聯系，而這些都是對創業非常有用的知識。

 

但也有另一些學者認為大型企業是創業孵化的有效訓練基地。盡管這些企業的官僚現象比較嚴重，但是在這里可以接觸到非常豐富的能力，其中包括創業需要的技術、流程，以及如何處理與資源提供者和另外一些外部力量之間復雜關系的能力。在大型企業中接觸到的這些能力有些是在小型規模的企業中接觸不到的。

 

綜合這兩種觀點，我們認為現有企業的規模大小和當地企業的創業行為可能存在一個非線性關系。一開始，現有企業規模越大越有利于創業孵化，因為企業家可以獲得非常豐富的能力和知識，也即“大平臺賦能”，而且也會比較受投資者的信賴。而到了某個點之后，這種優勢就會被大型企業的官僚化所抵消。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個體想要了解企業運作的全面知識會變得非常困難，而且經過企業的社會化之后，員工會逐漸從眾并失去創業的意向。

 

以上的觀點以兩個基本的假設為前提：

 

1. 管理經驗對于創業非常重要。但是創業企業中既存在有投資基金投入的大規模企業，也存在自己擼起袖子干的小企業。而對于那些小企業來說，管理經驗可能就沒有那么重要。

 

2. 員工主要被自己所在的工作單位所處的環境社會化。有研究表明，地區的創業活動密度會影響這個地區的創業文化，在創業密度高的地區會更有可能孵化出新的企業。

 

 

私營/集體/國有企業周圍的創業孵化率

私營、集體和國有企業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規模和官僚化程度兩方面。在這三種類型的企業中，國有企業的規模最大，在經理人員選拔和晉升等內部決策方面的官僚化程度最高，而且因為企業受外部多個層次和多個部門的政府機構管轄，其與外部力量之間的關系也是最復雜的。相反，私營企業的規模和官僚化程度最小；而集體企業則處于中間位置。根據我們上面提出的觀點，處于中間的集體企業在官僚社會化和能力接觸之間取得了一個良好的平衡。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個假設：

 

假設1. 一個地區集體企業的存在會促進創業私企的創建比例。

 

假設2. 集體所有制企業對于創業私企創建比例的影響比國企和私企更大。

 

假設3. 集體所有制企業對于小型創業私企創建比例的影響比對于大型創業私企創建比例的影響要小。集體所有制企業與國企、與私企影響效果的差異，對于大型創業私企的創建比例，比對小型創業私企的創建比例影響更大。

 

假設4. 一個地區私企和國企的存在，會共同促進當地創業私企創建的比例。

 

作者做了兩個實證研究來檢驗以上假設。

 

 研究1 　該研究聚焦于中國1978 年到2008 年的自行車制造業，并把地區鎖定在自行車產量最大而且生產自行車歷史最悠久的直轄市——天津。數據來自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樣本包括了從1978 年到2008 年間創建的1760 家自行車私營制造企業，根據注冊資本將它們分成大、中、小三種規模的企業，并用獲得的二手數據測量企業創建率。

 

結果表明，現有企業的規模和當地創業率之間呈現非線性的關系，集體企業對創業率的影響是三種企業類型中最高的。此外，集體企業對小型企業創建率的影響比其對大型企業創建率的影響要小。雖然國有企業本身對企業創建率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當國有企業周邊出現了一些私營企業之后，兩者的交互作用有利于創業孵化。這些結果基本支持了假設。

 

 研究2 　該研究將本文的創業孵化與馬歇爾集群優勢機制(Marshallian agglomeration advantages)進行了對比。本文所得到的創業孵化的地理效應與馬歇爾集群優勢相比，有三個不同點：

 

1. 不同類型的現有企業對創業孵化的影響不同。

 

2. 現有企業對不同類型的新進入者的影響不同。

 

3. 在創建之初從現有企業繼承的績效優勢并不能持續。

 

研究1 的實證結果已經支持了前面兩點。檢驗第三點需要分析企業創建的失敗率。作者用（1）營業執照被吊銷或者撤銷，或者（2）公司被強制進行財產清算或無法繳納稅金來測量失敗。

 

結果表明，現有的三種企業類型（私營、集體、國有）都對創業失敗率有正向影響，即現有企業的集中度越高，新創企業越難存活。和馬歇爾的產業集群會帶來競爭優勢的觀點不同，該研究表明產業集群程度越高，創業失敗率也越高。

 

管理啟示錄
 

從我們的研究結果可以推論，在政府對商業控制比較強的經濟體中，創業孵化的重心可能產生于與政府有所關聯的組織周圍。這類組織規模較大，給新創企業的創始人在如何運作企業、規范企業上都提供了良好的訓練，為他們日后壯大自己的企業打下了基礎。雖然這樣的情景與具有完全自由市場的經濟相比，在孵化創業者上還相當遜色，但是對于處于過渡期的經濟體來說，本文發現的創業孵化機制可能已經優越于完全沒有國有企業存在的情況。

 

不過，隨著時代的風吹呀吹，有的時候恰恰是因為現有大型國企在壟斷光環下養成的養尊處優不作為，才使得私營企業在市場經濟小皮鞭的抽打下，努力上進，自強不息。這些年郵政快遞的沒落及順豐、圓通、申通、中通等民營快遞產業的迅速崛起，就很好地闡釋了這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