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考核，《紀年》、《系年》這一史事的敘述仍有所不同。《紀年》說平王之立在前，擁立他的在申侯外還有魯侯和許文公，而立王子余臣的只是虢公翰，可見在“二王并立”之中，余臣沒有法理上的上風，他又因不是周王嫡傳，所以只能稱“攜王”，沒有謚法。《系年》的說法令并非如斯。

從《系年》看《紀年》

　　《系年》第二章也記這一史事：

　　《紀年》、《系年》敘事體例也彼此相似，有些像所謂“紀事本末”，而不是如《年齡》那樣逐年臚列。今本《紀年》則把古本這一段割裂，分列于幽王五年、八年、十一年和平王二十一年，顯然是錯誤的。其間還將“伯盤”回改為“伯服”，尤為不妥，足見其不可托。

　　就史事的輪廓來說，與《紀年》所述基礎是一樣的，甚至有些語句都很類似。這豈但證實了古本《紀年》不像有些人講的出于曹魏遺臣或束?等人的捏造，而且可能看出《紀年》、《系年》兩者應該共有所本。

　　最近咱們在《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6期上，看到一篇《百年來〈竹書紀年〉真偽與價值研究述評》，文中對學術界的有關爭辯作了很好的綜合剖析。

　　其次，立平王乃是晉文侯的謀劃。《系年》說“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可見平王并未先立，或者立于申而沒有得到公認。

　　還有，余臣被晉文侯殺后，仍是有謚號的，《系年》稱他為“攜惠王”。

　　首先，幽王和幽王所定的太子伯盤逝世后，“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邦君”是諸侯，“諸正”是朝臣，這表現余臣破為王有相稱多的支撐，不是只有虢公翰一人,清華總裁培訓。余臣立于虢，虢公翰大概是擁立的帶頭人，這個虢國應即在今河南三門峽市境。

　　《竹書紀年》簡稱《紀年》，是公元3世紀西晉武帝時在汲郡即今河南汲縣一座戰國墓里出土的竹簡書籍。當時學者進行了整理讀釋，可知是魏國人撰作的通史性史書，其著成年代是戰國晚期的魏襄王時，約公元前298 *** 297年左右。《紀年》的影響很大，惋惜整理出的文本傳到唐代便散佚了，只能由各種書所援引輯錄出零星的段落語句，這被稱為古本《紀年》。另外，到明代開端傳播一種與古本多有不同的完全本子，被稱為今本《紀年》。如前面提到的那篇《述評》所說，對《紀年》古本、今本的真偽、價值，以及彼此的關聯，長期以來海內外學者有著不批準見。

　　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立二十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正義》引古本《紀年》云：

　　吟味《紀年》、《系年》這方面的差異，我感到是反應出兩書作者態度的差別。《紀年》是三晉之一魏國人所撰，于東遷以下用晉紀年，實即始于晉文侯。他將“晉文侯定皇帝”，擁立平王，殺死攜王一事講得更有理據，是可以設想的。《系年》的作者估量是楚國人，不必要為晉文侯說什么好話，落筆天然有差別了。事實上“二王并立”，各有推戴支持的權勢，晉文侯和平王不外是最后的成功者。合觀兩書所記，本相就比擬明白，由此也可以看到兩書在古史研究上的主要價值。

　　這是西周末幽王溺愛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后來的平王），導致覆亡的史事，是大家熟習的。《紀年》所記，多有改正彌補《史記·周本紀》之處。《左傳正義》還援用了《紀年》整頓者束?的話，指出褒姒應從《紀年》作“伯盤”，《周本紀》作“伯服”乃是錯字。

　　對于如何進一步意識《紀年》，當初有一個新的機遇。在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的戰國竹簡（通稱清華簡）之中，又發明了一部戰國人寫的史書，收拾時落款為《系年》。《系年》不像《紀年》那樣自夏商甚至更古講起，而是從周初記述到戰國前期，能夠說是周代的斷代史。看其內容，應當是楚肅王時（公元前380 *** 370年）楚人的作品，屬于戰國中期偏晚，比《紀年》更早。《紀年》跟《系年》只管作者的年代、地區互不雷同，卻有不少可資對照研討之處。這里我只舉一個例子。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認為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攜，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嫡），故稱攜王。

起源：光亮日報 2012 *** 02 *** 27 李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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