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企業發展的不同各階段，由于遇到的問題不同，因此應該采用不同的管控方式來管理，也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以及權力體制的方式。

 

華恒智信案例研究中心發現：企業初創期間，屬于船小好調頭才能適應客戶的多樣性需要，因此決策效率快是關鍵；當企業發展到第二階段時，擁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了，防范組織決策風險的工作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比如戰爭年代，戰情請示瞬息萬變，因此所有的條線可以歸到一個領導決策指揮，效能就會很高。如果采用多頭管理或集體負責的方式，最終的結果是工作不同步，容易出現工作效率不高的局面。

 

聽朋友的朋友介紹，知道某一個中央常委的秘書叫何方的大秘書，他在一次座談會上說，戰爭年代，他的老上級總是事無巨細的征求別人的意見，當然大家的意見很難統一，最終消耗了大量精力在解釋商量的問題上面，貽誤了戰機。反過來，有這樣一個領導、做事敢于大膽決策，性格還很強硬，脾氣大要求大家都聽他的，最后戰斗負少勝多，最終成為大家心中的領頭雁。然而也就成就了成功的管理格局。這里何方先生談的實踐的例子就是說戰爭等年代需要的集權模式更加有利于管理的效率，保障紅軍總能在瞬息萬變中獲得決策的優勢。

 

但在和平年代，建國后，我們已經沒有外敵入侵，經濟活動有經濟活動的規律，信息變動也不是變化太大時候，我們就不能隨意安排，不能采用“領導決策很任性”的模式。如果依然沿用當初的集權模式，就容易出現一個人犯錯、組織也犯錯，整體也就犯錯的局面，最終有了沉痛的教訓：十年動亂！

 

十年文革后，我記得有一個老領導習仲勛同志在總結時說過：我們的黨能夠不斷改善和進步，主要源于我們有一個糾錯機制，黨內有了強人，這個強人犯錯都會有問題，我們要建立一種防止犯錯的機制，建議建立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都是相同的防止個人決策失誤的例子，因此文革結束后，由一元化管理變成團隊管理，比如幾個常委共同負責的管理模式。

 

點評

 

我認為，這個模式說白了就是一種“妥協型的分權模式”，通過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專政，防止一人犯錯，造成整個黨和國家的災難的一種模式，不失是一種好的模式。當然這個模式需要后續的領導人要進一步細化和建立決策規則，而不是僅僅繼續沿用這樣的粗放管理模式，或者感覺集體決策不適合現在了等等。

 

前車之鑒非常深刻，我們做企業管理的也應該隨時借鑒凝結中國智慧的中國組織治理模式與遺產，集大成而進步。

 

比如，在分權方式上，一種是按照業務類型分權（即每人管一塊兒），另一種是按照決策程序分權（一般項目有：立項、定規矩、決策判斷、指揮執行、臨時調配、決策檢車、事后追究等幾個，常見的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模式）。

 

所以我建議，當組織資源、調配資源有利于整體績效的提升時，集權的管控模式更加合適。當組織面對紛亂復雜的環境，不是一個人能應對的時候，建立橫向或者縱向分權模式，實現誰掌握信息，誰承擔責任，誰有決策權的模式，這樣才能更加有效的協作，監控、組織績效實現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