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必朽的穿上不朽 /編號:JR510Qh

2014-11-30 12:00 來源：http://www.flyalready.cn/ 閱讀：次

　　二○○二年秋，Betty正式到任。來信說，領導跟同仁處處關懷，學生尤其好，遭受復雜的衡平法判例也不畏難。我就曉得她有多忙了。○三年三月，我到清華講課，她的普通話已經蠻流暢了，連飯桌上的玩笑亦應答自若。我同內子參觀了她的新房，只見書房堆滿了從香港搬來的一箱箱書籍材料，所有停當，預備大干一場的樣子。果然，兩年后便有專著問世，《論當代中國的普通法教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全面論證普通法教育在中國的必要性，并體系總結了她在清華授課的教訓。

　　死，已被成功吞吃。

　　正人務本，是Betty的規語。但那務本，乃是出于一種深切的社會關心與歷史義務，是以全中國為事業而規定前線的。

　　聽著，有一樁神秘告知你們：咱們并非都會長眠，但全體要變；一會兒，眨眼間，已是最后的號音！是的，那號音一響，死者便要復起，成為不朽，我們也就變了。由于，這必朽的注定要穿上不朽，這必逝世的要穿上不死。當這必朽的穿上不朽，這必死的穿上不死，到那時，便要應驗經書之言：

　　起源：東方早報 2010 *** 09 *** 19

　　這本書闡發的中心思維同教育理念，我認為很值得學界深刻探討。例如，Betty指出，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發展不均衡的大國，理當有不同類型的法律人才跟法律服務。可是，目前重點大學精英法學院的課程設置、教養內容，總體而言跟個別法學院系差別不大，都不論國情或市場須要。成果，一方面法學專業的畢業生多余，絕大多數不可能進入法律職業；另一方面，即便在北京上海，高端法律人才仍舊奇缺。Betty看得很準，精英人才的培育，始終是中國法律教育的軟肋。加之這些年來盲目擴招，濫發學位，師資參差不齊，重大影響了法律教導的軌制建設。她說，“精英法學院應該是發生思惟的重地，應當以培養產生思想的人才為主旨。”（《幻想的專業法學教育》，載《清華法學第九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葦葉還說：“愛，需要現實。藉一次肉身的浮現才察覺，那被愛的只是我們自己的一番設想，還有什么比這更為恐怖？”是的，Betty的現實便是她的學生，她的中國的教育事業，并為之貢獻畢生。故而，她常為大愛所充盈。

　　死亡啊你的勝利在哪？

　　Behold, I shew you a mystery; We shall not all sleep, but we shall all be changed.
　　In a moment,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at the last trump: for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and the dead shall be raised incorruptible, and we shall be changed.
　　For this corruptible must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must put on immortality.
　　So when this corruptible shall have put on incorruption, and this mortal shall have put on immortality, then shall be brought to pass the saying that is written, Death is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 O grave, where is thy victory?

　　Betty決議加盟清華前，曾咨詢我的看法，還談了詳細的工作計劃，即創建一套“普通法精要”課程。我感到，就國內法律教育的改革和人才造就而言，普通法的思維方式和技巧練習，確定是事不宜遲；而且跟著中國參加寰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感觸到美國全方位的壓力與牽制，這需要在今后只會越來越大。所以，她的方案十分到位而事實。只是提示一點，內地的官僚主義與香港不同，人際關聯也略為龐雜，要有心理籌備。她說不怕，只有學生優良就成。當時，北大也在熱忱相邀，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她斟酌清華法學院創辦未幾，更需要支持和發展，便取舍了清華。

　　比起美國和內地現時的大學，港大的老師教課要當真過細得多，趕得上“文革”前上海的風尚。而Betty是其中最為認真，給分最嚴厲的一位。可是，她的學生極少埋怨，即使考不迭格也心悅誠服。這一點，我印象很深。因為在哈佛，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學生拿個B *** ，弄不好會吃藥看心理醫生。故而好些老師改卷子是能放一馬就放一馬，分數便節節攀高“通貨膨脹”了。我想，Betty在學生旁邊享有高尚權威，與其說因為她是香港民商法的威望，粗通合同、代辦、擔保、公司、證券等各個范疇的判例法理，不如歸功于她對工作極其負責，對學生盡心極力。隨著這樣一位好老師讀書，誰還好心思不必功呢？

　　因此她主張，至少幾所重要的精英法學院開設英美法課程，應把重心放在普通法的思維辦法，而非僅僅先容或比擬一些部分法（如合同、財產、侵權或衡平法）的實體規矩。唯有如此，才可訓練學生“發明性”思考而解脫教條，包含洋教條，成為懂得并適應中國國情的法律人才。這一觀點極具挑釁性，因為其前提不是別的，正是質疑學界積重難返的一個傳統觀點，即英美法 / 歐陸法兩分，而當代中國法制屬于歐陸法系的教條。更為實際的是，假如全球化在很大水平上即是美國化，美國不僅出口法律標準、法學理論，還出口交易模式、司法策略與法律價值,人力培訓班，而中國正處在大量入口的歷史時代；那么，Betty的教育理念和實踐便是一個及時的批判性回應。未來，中國法制經由多元化的翻新，是可望逐漸打消歐陸與蘇聯教條的影響，展示出豐盛多彩的中國特點的。在此意思上，她的“普通法精要”對清華法學院，乃至中國法學的成長，都是一次難能寶貴的嘗試。

　　多年前，在薄扶林道的小飯店里，她說，特殊愛好欽定本《圣經》，那雄壯遙遠而委婉的散文體裁。后來在清華，學生向她求教如何進步英語，欽定本是她推舉的必讀。她把這事告訴我，要我說明，英譯跟原文的作風差別。因為我講過，保羅書信一些粗糲的“棱角”被欽定本磨平了，間或還調換同義詞，倒置語序，但就立起了一座文學的豐碑。你舉一個例子，好嗎？她問。我說，等我翻出來吧，那大寫的“言”是一奧秘。

　　何美歡老師走了，那么突然，沒有一聲道別，她走了。

　　她曾稱本人是“火線教師”。誰想，她就如一名奮戰中的士兵，在前線仆倒，在同窗們坐進教室，在最后一課開端之前。

　　在哪呀，死亡，你的毒刺？

　　談得更多的是文史。她英美文學的底子好，看書極快，說是在律師樓練出來的。一厚沓文件，眼睛一路掃去，要點、主意、理據和要害數據，都可以捉住。但那習慣一旦養成，就沒法觀賞小說了，讀著讀著得告訴自己，慢點，再慢點。有一陣子，她用抄書來換頭腦，干累了，拿起羊毫抄多少段錢賓四（穆）先生的《國史綱要》。因而，她對歷代王朝的興替和中國的政治傳統也有精辟的看法。和她一起，總能得到常識的啟發。

　　香港是中、英兩大官僚主義政治傳統的交匯之地，公破大學跟政府機關一樣，少不了繁文縟節。大事小事有事沒事，都要開會；完了，還得做成文字記載。法律學院因是“法律人管理”，扯皮的時候就比別的院系更多些。Betty卻是一分鐘也不肯揮霍的人，對文山會海天然避而遠之。但凡可開可不開的會，她便提議別開；開了，她也不來。

　　我叫Betty，她說。那是九三年玄月，在香港大學梁?琚樓。當年的法律學院，可算是大英帝國的最后一塊“殖民地”，僅有七個本地老師，我是第一個內地籍教員。頭一天報到，她來辦公室看我，進門便自報家門。而后三言兩句，把“殖民地”須知關照一遍，并要我多喝開水，小心寒氣。我這才留神到，她肩上披了一件深藍色薄毛衣??香港的寫字樓，涼氣世界第一??日后便學她，放一毛背心在辦公室。冬天，則按照她的“貼士”(tips)，備一瓶念慈庵枇杷膏，維護嗓子。

　　她把血汗都花在教書和著述上了。當然，也有放松的一刻。周末，偶然在樓里碰上??我也是“工作狂”一族??就一塊兒下到薄扶林道吃個簡便的午餐，海闊天空聊聊。有一次她問我，“文革”中怎么自學外語。我說：不開會，不加入政治學習，就學會了。她聽了哈哈大笑。后來，就常談起六六、六七年香港的學潮和工潮，以及在美國念大學，如何想法追蹤海內動蕩的局面。這時，她的音調便有點沖動，好像向往著什么。

　　這兩天，我把Betty的著述重溫了一遍。遠見卓識之外，最讓我感佩不已的，就是《普通法教育》第七章，她的坦白的自我批駁。書中具體檢查了在清華第一年授課的得失教訓，以供后來者參考。例如，“指定的瀏覽資料編排次序不妥”，一上來就安排讀英國衡平法，難度太大，局部學出產生了挫折感。于是總結道：“知易行難”，明明假想了一套課程構造和技能培育實踐，卻在實際中以概念而非閱讀難度來編排判例，犯了一個簡略的過錯（頁161）。對課上采取的“蘇格拉底式”疑難教學法，她也做了檢查，以為：領導學生在判例中尋找理據時，進一步請求，將法官(即判例作者)未明言的條件“證實或證偽”，雖可以“刺激批評性思考”，讓話題跳躍而“呈現火花”，卻陡然增添了課堂壓力。這么做，對思考慢的學生不利，訓練的效力亦不高（同上）。至于學生提交的書面呈文，她也找自己的不足：沒給評語就部署口頭講演，結果有的不夠水準，糟蹋了其余學生的時間。再如課堂運動，“后期變得有點煩悶，幸好有一個未曾預期的救星??非典??及時涌現”（頁162）。嚴格管嚴格，她不乏風趣。

　　“愛，是眾神與人的老師”，法國思想家葦葉（Simone Weil, 1909 *** 1943）有言。Betty之為人師，便純是愛心的體現，這在清華法學院，一如在港大，是交口稱譽的。

當這必朽的穿上不朽

　　然而她仍是走了，不作別，那么忽然。

　　所以Betty又是榮幸的，從港大來到清華，仍然能夠撇開評審表格，以最高的亦即傳統的教育倫理，取得引導的支撐與敬佩。

　　這師表之愛，言教勝于言傳，本是一支長久的傳統，哺育了我們的民族精力。近年來，卻成了校園里的異數，抑或一種奢靡的尋求。“在今天的大氣象下”，用Betty的話說，那已是每一個有知己的老師備受困擾的倫理問題。因為，他必需依照學校按期派發的評審表格，“展現最大批的事跡”；否則就通不外考察，甚而危及飯碗。誰可能，即使樂意，花良多時光教課、輔導學生、培育人才，而把所謂的“科研名目”跟“學術結果”落下無論呢（《一般法教育》，頁189）？確切如斯，評審表格上沒有“愛心”一欄。

　　匆匆地，我清楚了她的志向。她熱情參加跟內地院校的學術交換，為公司、證券、金融制度立法做參謀而從不計報酬；直至廢棄港大的“鐵飯碗”，分開故鄉方便的生涯環境，移居北京，投身中國法律教育改造的艱難的事業，作出出色的奉獻??這英勇的抉擇的基礎，便是那高潔的抱負。

　　君子務本，是Betty的箴言。但那務本，乃是出于一種深切的社會關懷與歷史責任，是以全中國為事業而劃定前線的。

　　現在，她已在生者中間，見證著一切奧秘。而我的譯文，我只能期望，如保羅般粗糲，獻在這必朽的世界眼前，成為她??不朽者的留念（《哥林多前書》15:51以下）：

（馮象）